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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理想·岁月
   一

 在东湖山的怀抱中,有一个小山村似的游玩处,叫知青部落。知青部落说它是“一代人心灵回归的港湾”我看不是,它应该是几代人心路历程的精神驿站。只要你愿意走进去,无论你想与不想,都可以简单感受一下那一段难忘的岁月,然后再和朋友们一起闲坐,品茗,谈笑,娱乐。如果你想再深入一点,你可以在知青陈列室里驻足留连,随着那一件件物品、一张张图片,走进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我不是知青,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没有资格。但我爱去知青部落,那里的一切我都熟悉:那棕黑色的蓑衣,我小时候披过,和我儿时的伙伴大水牛以及犁牛人披的一模一样。那印有体字“东方红”的草帽,我也曾戴过,和我的父母亲做农活时戴的完全一样。家里至今都还有几顶这样的草帽,已经旧得不成样子了父母都还舍不得丢弃。那些大大小小的伟人像章,我的前肯定别过,和那个时代的特色一样,人人前都别过伟人像章。那些颜色依然鲜的“红宝书”我肯定是读过的,里面的话虽然不是一句可以抵一万句,但今天如果用心去读一读,还是有一定的道理。还有那印有“主席和我们心连心”“革命圣地——延安”的搪瓷水盅,我们家也是有的,我小的时候常常用它来喝冷水。如果再有一张巾,把水盅拴在军挎的布带上,把衣袖挽起来,走路就别提有多精神了。还有那犁铧,我自然十分熟悉,那握得非常光滑的犁把,我的手也曾经经常抚摸。还有那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挂在灶门前的土瓦罐,还有那烧火坐的柴板凳,古眉古眼的小便器夜壶,还有那木片箍成的水桶和洗脚盆,还有那吃饭用的土二碗和喝酒用的土红碗,还有那竹篾编成的土撮箕皮撮箕收粮收食用的锯镰和箩筐…都是我的老朋友一般,我喊它们的名字又快又准,我握它们的手倍感亲切。我的命运里注定了与它们的一世情缘——它们啊,童年的玩伴,一生的朋友!

 整个部落就像是一个六七十年代的小山村。除了门口是现代的外,一走进去就是历史。除了陈列室的装饰是现代的外,所有的物品都是过去。历史和现实一对比,沧桑之感就会油然而生。从石块小路往里走,一路上是菜园,菜园里长满了杂草。还有篱笆,篱笆上爬满了野藤。再往前,右走,是大队。大队上有代销店,代销店的门口挂着草帽子和斗蓬。有广播站,广播站里播放着老歌“东方红,太阳升…”充满了整个村落。也有公共食堂,食堂里的家具都是老古董——油黑发亮的老方桌,斑斑驳驳的柴板凳,嘎吱嘎吱的老竹椅。食堂里的饭碗都是碗,或者红碗,还有豁儿。提供的伙食都是茶淡饭,老南瓜和厚皮菜。往来的服务员都是红卫兵,穿着草绿色的旧军装,戴着红卫兵袖套,别着主席像章,搀着袖口。大队上所有的房子都是草房子,晒雨淋,黑乎乎的,古旧得如同历史。茶馆的房子更是简陋,草棚子,和我们队上喂牛的地方差不多。部落的靠东湖的一段围墙,是荆竹条夹的篱落,篱落上有一道柴门,和农家后院喂鸭用的一般无二。一阵清风掠过湖面吹来,田野里到处都是飘扬的红旗,红旗上有字,写的是“邢燕子突击队”“铁姑娘突击队”什么的——这一切都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走进知青部落,走进的就是几代人经历的岁月。

 二

 我不是知青,那时我还小。但我们队上来过知青,我认得其中两三个。

 一个姓黄,是城里鞋帽社工人的子弟。因为我们大队叫太平大队,所以大家都叫他黄太平。究竟他的真名是不是黄太平,谁知道呢?他住在我家的隔壁,纯粹还是个大孩子,似乎比我大不了多少。我已经记不得他的长相了,想象中应该是一个十分清瘦的大男孩。他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显得很吃力,重的不说,就是整地,一天下来,也满手血泡。他似乎不说话,收工之后就躲在家里不出来。后来,不知道是谁发现了他的字写得好,就叫他去写大字标语,也就相当于出工,不用再干农活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常看见他挑一担粪桶,装半桶石灰水,在靠路的墙上写标语,什么“农业学大寨”啦,什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啦。他写的字很大,隔老远都认得清清楚楚,也很工整,跟书上印的差不多。那年月的标语多,黄太平天天有写的。不仅在我们队上写,也去别的队写,直到回城。回城之后,乡亲们去城里赶场,要是碰见了黄太平,他一定要拉去吃饭,就像对待亲人一样热情。

 另一个知青姓蒋,十多年后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蒋松龄。有一年冬天,天很冷。可能是缺点气力,或者就是没有吃饭,他在做活的时候不小心掉进了河里,浑身透,冷得直哆嗦。我父亲读过高小,和知青划得来,就把他接到家里,把棉袄给他穿。我母亲把他的棉袄埋进热烘烘的草木灰里。草木灰很水,过水的棉衣干得快些。凉干之后,用子敲打几下,灰就掉了。我们这里冬天都是这样做的。他在我家吃过饭,也住过,那时我小,没什么印象。恢复高考之后,他考上了大学,走了。后来我进城去读高中,我们的语文老师蒋先生待我很好,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他问我父亲还好吗,我才明白,他就是当年那个落水的知青娃。

 还有一个人,叫金大炮。他不是知青,但与那个年月相关。他是一个教书匠,研究水稻的,人黑而瘦,四五十岁,和一个经风霜的老农民差不多。他混在农民之中,就是一个农民,谁会知道他是个教授呢?他秧的水平很高,一块长田,不用打线,一口气栽完一排,笔直,我们队上的人都佩服得不得了。他说话声音很大,给农民讲课时不用喇叭,老远都听得清楚。因此人们都叫他金大炮。还有一个原因,是听说的,说他这个人说话很直,不看形势,不盯来头,说话跟放炮一样,因此落得了到乡下来当农民。他应该比那些打成臭老九戴高帽挨批斗的老教授要幸运得多,至少他还能见到水稻,至少还可以把农田当讲堂,给这些纯朴的农民“大”学生(注:指岁数大)上上课。我父亲对金教授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人家大知识分子就是有水平,讲的课连大老农二哥都听得津津有味。他最经典的一堂课是讲育秧,他说,撒谷种之前,要把秧水放了。为什么要放?上面没有水,秧箱下面有水,为了水,就使劲往下扎,扎深了,才好生长。谷子要先长后长芽才正常。就像修房子,要先打好基础是一个道理。要是先关水的话,谷子淹到了,就使劲往上钻,就像人淹到了要拼命往上浮一样。都没长好,收不到土里的营养,哪里长得好呢?等长出略吐芽的时候,再放一寸水,又能接受光照,又能刺生长,这样的秧苗,哪有不长得胖胖壮壮的嘞?水稻水稻,讲的就是用水的道理。洪亮的声音像大炮声一样响彻在田野上,农民们学到的不仅是种田的知识,还有做人的道理,还有朴素的辩证法。难怪父亲多年以后还记忆犹新。

 金教授成天和农民混在一起,日子久了,大家都觉得他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了。没想到的是,几年后,一辆乌样的黑色小车开进了公社,大家都看稀奇似的。小车是来接金教授的,这时大家才反应过来,原来他们身边的这个小老头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岁月已经过去了好多年。这种岁月正在和已经成为一种情结,绾系在一代,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我的父辈们,我的老师辈们,我们这一代,三代人,走过了同样的一段岁月。这是一段怎样的岁月啊!

 我对这一段岁月的认识,更多的是后来从文字资料中得到的。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神化了的领袖在北京一挥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就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狂。起初,他们有的怀着改造农村、教育农民的理想,要在广阔天地里大显身手。有的以为上山下乡是一条革命道路,听领袖的话,就走上了革命道路。更多的是盲从。然而荒蛮、愚昧、无情的现实撞碎了他们浪漫的理想,粉碎了他们火红的美梦。他们渐渐明白,他们只不过是这场狂热的政治运动的祭品。

 这是对整整一代人的放!

 然而,时间的与岁月的风尘无情地销蚀世间所有的苦难与辉煌,毁灭一代人青春的上山下乡成为了遥远的历史回声。当这一切都成为过去的时候,而那过去了的,并不都是美好的回忆。

 1980年,走过了知青岁月的舒婷发出了一代人的呼声:

 我决不申诉,/我个人的遭遇,/错过的青春,/变形的灵魂,/无数失眠之夜,/留下来痛苦的回忆。/我推翻了一道道定义;/我打碎了一层层枷锁;/心中只剩下/一片触目惊心的废墟…/但是,我站起来了,/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能把我重新推下去…

 顾城也沉重地写道:

 昨天/像黑色的蛇/盘在角落/它活着/是那样冷/死了,更不会热/它曾在/许多人的心上/缓缓爬过/留下了青苔/涂上了血

 现在/它死了/在一座/报纸的山下/无数的铅字/像蚂蚁般聚会/讨论着/怎样预防它复活

 回首那个特定的年代,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反思历史,我们是幸运的。上一代人经历的苦难,是他们无法逃避的宿命,在我们一代人身上只是经历了一点尾声。我们的下一代,我的儿子,除了对陈列室里的老古董有过一次兴趣之外,对我的讲述便只是觉得匪夷所思和荒唐无聊了。我们反思历史,正是为了对生活的感恩,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健康成长,为了这曾经发生在共和国年青人身上的悲剧永不重演。

 四

 秋霜过后,层林尽染。这是一个冬日的下午,温暖的阳光,照在孩子们花一般的脸上,照在休闲娱乐的大人们开心的脸上,照在谈恋爱的年青人幸福的脸上,照在东湖秀美的脸上,东湖的水面闪动着金色的波光。

 还有什么比眼前的景象更美好呢!

 然而,知青部落并不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

 看到这里寥寥的清冷和不远处若干山庄前停满的小车,我闲坐在这吱呀吱呀的老竹椅上,想着。

 2006-12-10  m.NiuDunx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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