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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灵魂
   年青的时候,都是诗人。生命中有太多的情,礴而出,都是美妙的诗句。

 在学校里,有文学社,文学社中,诗人最多。每一期社刊,诗总是一半。最流行的文学活动,是诗会。一群年青的学生,在操场的一角,在秋日的河边,大声地读诗,自己的或别人的。连我们的老师,也不甘寂寞。他本来就是诗人,经常加入我们的行列,读他的已经发表或准备发表的诗,忘我与投入,不亚于年少的我们。

 那真是一个诗人辈出的年代啊!我至今都还记得好多名字,舒婷、北岛、顾城、江河…

 永远不会忘记舒婷的《双桅船》:“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

 永远会铭记北岛的《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顾城在没有绝死之前,我听见了他禅语一般黑色的忧伤:“昨天,象黑色的蛇”

 我感觉到江河的心在血,用出的血点亮星星“在天上的星星疲倦了的时候——升起/去照亮太阳照不到的地方”

 这些我当年的导师啊,现在还在歌唱吗?他们用自己的心,唱出了时代的声音,影响了我们一代人。他们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已经活在了自己的诗中,成为永恒的经典。

 回想有诗的岁月,幸福岂是用简单的语言可以形容?

 后来,读席慕容,读汪国真,读《我愿是急》,读《星星诗刊》。读得多了,自己就成了自己的诗人。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也不是做无病之呻,只是用跳动的语言,写自己的心声,自己欣赏,自己珍爱。诗是圣洁的语言华,不是随便什么纸都可以写诗。用精美的稿笺,工工整整地写下青春的诗行。幻想着,有一天,能够变成铅字;幻想着,有一天,能够成为诗人。

 幻想距离现实其实只有难以逾越的一步之遥,对岸的风景历历在目,又飘飘渺渺。

 90后,文学沦落风尘,诗国零落成泥,顾城走进黑色,诗人相继死去。  

 思想最活跃的季节是高中。诗不能进入高考,顶多只是文章的点缀。文章才可以当干饭吃,尤其是议论质的文章。

 崇拜鲁迅。鲁迅的杂文针砭时局,不平则鸣,想说就说,畅快淋漓。经常看《中国青年报》,记住了一个名字,邵燕祥,一个写“求实篇”的高手,佩服。凡是敢讲真话的文章,都看,看了觉得解气、痛快。有些觉得很近,写的事情就像发生在身边。于是认为杂文是最有用处的文体,也就大量看,试着写。内心充满反叛精神,浑身长满尖刺,大到天下大事,小的陈规陋习,无不在议论之列。几乎每一次作文,教语文的蒋先生都要拿作当范文念,说写得有个性,有头脑,有胆气。于是我思想更加偏激,言论更加大胆,终于有一天,蒋先生觉得有必要让我清醒一下,找我进行了单独谈话。

 “再这样下去,你是要吃亏的。你只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面,什么事都看不顺眼。其实我们这社会还是有鲜花阳光的,你怎么就看不见?”

 “好事让别人去写吧,我不想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写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国人的灵魂,振昏发聩,催人猛醒,要不鲁迅先生怎么会弃医从文?”

 “那毕竟是旧社会,现在时代不同了。”

 “无论什么时代,都要弘扬正气。而要弘扬正气,就必须揭丑恶,打击气。”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的作文。平时你随便怎么写都可以,但不要把手写坏了。这社会,都喜爱听好听的。你写的东西固然在理,但话不中听,‮试考‬谁给你高分?严重的,还会推及到你思想有问题。鲁迅先生写文章,也是要讲究艺术的。艺术就是自我保护。让人觉得痛,但又找不到伤痕。那是对灵魂的触及。绝不会像你们年青人,只顾痛快,赤膊上阵,像许褚一样,中箭而归。别要等到中了箭才后悔哦。”

 蒋先生是我恩师,但“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他的话我似乎并没有听进去多少。最切近的应验,是高考。我语文一向学得很好,但高考只得了90多分(总分是120),估计问题就出在作文上。  

 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除诗之外,是《语言的地方特色》。那是90年代初,对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不满,愤笔疾书,用了半小时写成的一篇短评。文章用的是笔名,叫碧桦。随后很快得到了编辑蓝幽先生的召见。见面时,蓝先生看到的是一个头小伙子,不敢相信。二三语后,说你娃娃有脾气,好好写,不错。后来我知道,我评论的文章作者谢先生是本土有名的作家。在蓝先生的副刊部里,我认识了他。后来我与他们都成了忘年的文友。

 蓝先生是诗人,出过好几本诗集。他主持副刊部的几年里,扶持了大量的文学新人,我大约是他最赏识的年青人之一。报纸是地方正报,每周出一次文学副刊,经常可以看到碧桦的名字。诗人邓文国先生从大巴山来到县文化馆后,发起成立了华文文学研究会。在蓝先生的引荐下,我成了其中的一员。我的文章及碧桦的名字,也随着他的《华文报》走到了天涯海角,走到了余光中的台湾,走到的有华人的马来西亚。(注:《华文报》是企业赞助,赠送质的,没有对外发行。)

 那真是我文学的月期啊,如果时间能长一点,我恐怕就不是现在的样子。1993年夏天,我的一篇报告文学,《这里有个阿拉斯加》,蓝先生用了一个整版发表,立即在地方上引起震动。这是一篇写捡破烂的文章,写的是某国字号厂的巨大垃圾场成了淘金者的乐园。蓝先生很聪明,他可能早就料到我的文章要产生地震,在发表时,署名为“碧之筱桦”看上去像两个人似的。他没有署碧桦这个名字,因为好多人都知道他是谁。文章发表后第二天,一群人冲进了报社,要求报社出作者,那气势,仿佛要吃人。报社召开了紧急会议,蓝先生要求必须保护作者。在适当的时候,蓝先生给我通了电话,要我注意安全“那一帮人野蛮得很,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秘密地,蓝先生约见了我几次,告诉我事态的发展情况,并安慰我放心。同时也让我把采访记写好,给他,万一事情闹大了,他就将采访记连同相关的照片一起公诸于众。有一次,蓝先生说,有人暗中找过他,只要他说出作者在哪,就给他一笔钱!(是3000块吧?3000块是什么概念,我一年多的工资。)蓝先生告诉他们,作者在哪,我不知道。如果报道失实,你们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如果你们胆敢采取非法手段,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蓝先生的正义,使这件事最终平息。我的这篇文章,得了80元稿费,是蓝先生亲手交给我的。第二年春天,又被省报纸副刊协会评为优秀作品二等奖,证书和300元奖金都是蓝先生代领回来的。在给我的时候,蓝先生叹道:这个奖励,是很多人梦寐以求。写文章要对社会有益,写文章的人要有良知和正义,但有许多时候我们是做不到的。违着良心说话,说违心的话,做官样文章。写出有轰动效应的作品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最想的事情,有些人写了一辈子都默默无闻,最根本的原因不是水平问题,而是有没有勇气直面现实。

 一年后,蓝先生退居二线。我不知道他的隐退,是否与我有关。他退下来后,副刊改版,改得热热闹闹,紧跟形势。文学没有了市场,他旗下的那群作者,烟消云散。邓先生的《华文报》,也因纯文学的原因,走到了尽头。  

 蓝先生离开副刊部之后,我的文章很少再见报。我的封笔之作应该是《月如水》,那时心情已经比较沉重了。之后的好多年里,我很少动笔,写出的文章,除了少量的在《语文周报》、《教育周刊》上的教师文萃栏目发表外,大都只有我自己知道。但我时时想起蓝先生的话:写文章要对社会有益,写文章的人要有良知和正义。见到社会不平,总想说点什么。随着年月有加,我也不再赤膊上阵。99年暑假,我回到家乡住了一段时间。家乡的一条主要公路实在太烂了,老百姓很有意见。我一时血热,花了几天时间,作了采访调查,写了一封长达7000字的信,寄给市长。我知道没有什么用处,但书生一个,只有用笔说话,替父老乡亲出口气而已。秋天来了,家乡的路得到了修补,我不知道与我的信有没有关系。但可以确信的是,市长一定看到过这封信。第二年二月,市政府办公室给学校打来电话,说市长要亲自颁奖。我不知道是什么奖,也没有去。后来他们把证书和奖金寄来了才知道,是我的那封信,让我获得了年度公民好建议奖。

 通过写读者来信,将我看到的不平与丑恶之事告诉报纸,告诉社会,也是我说话的一种方式。我的署名都是读者。我不想有什么名和利,尽良知而已。

 看龙应台的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觉得龙很可爱。全世界都看惯了的事情,就她在那里大惊小怪。我已经过了生气的年龄,但仍然偶尔生气。最近,青衣江路口一块很大的宣传牌上,有一条标语,是宣传税收的。标语没什么错,只是话不顺,是这样写的:“税收是共和国的血脉,诚信纳税是现代社会文明标志!”下面是×××局宣。我不生什么气,气的是编标语的人语文水平有问题,不会正确运用祖国优美的语言文字。我一直在想该向谁说,才能加上一个小小的结构助词“的”对了,政网上不是有市长信箱吗?我就编个网名给市长写封信,让他们注意一下。  

 鲁迅先生说,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在我沉寂的日子里,我既没有爆发,也谈不上死亡。我不写什么,就把头埋进书里。我把心都用在教书上面,潜移默化,我学生的作文水平普遍较高。我在自己的班上,编了一本班刊,叫《尖尖角》,一是取“小荷才尖尖角”的意思,二也是暗示学生作人作文都要性格鲜明,有棱有角。班刊每月一期,每期一本,手抄的。上刊没有稿费,最宝贵的奖励是我字斟句酌的修改、点评或者面批。我鼓励他们多读书,鼓励他们多练笔,每一届学生中都能遇到几个写作高手。他们的优秀之作,我向报刊推荐,有十多个学生的作品都曾得到发表,进而更加刺了他们的写作****,提高了运用汉语言文字的水平。

 但江山易改,本难移,即便教书,看到不顺眼的事情,不说几句话,心里也总是一个疙瘩,老大不舒服。我在教书过程中,觉得有疑之处,常写几句心得——或者说时髦点,叫“札记”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发自己的感情。我写的《把学生教出“问题”》,《聆听时间的脚步声》,《想我所想,快乐作文》等教学札记,以及一些育人教子的所得,都曾在报刊上发表或获奖,这也许就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2003年暑假,镇上要续修镇志,时间段是1984-1995之间。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找到了我。我假期也没事,答应了,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走村下户,采集资料,写成了一本4万多字的历史。领导看了比较满意,给了我200元的辛苦费。我没说什么,但心里不舒服,觉得亵渎了我们读书人。开学后,领导找校长借人,说镇上想借我一用,搞宣传。校长以人手紧为由,不同意。说实在的,我也不会答应。我在学校搞了三年宣传,也曾被上级评成过优秀通讯员。但我天生就不喜爱写新闻,终于找了个机会勇退。好不容易才退出来,何必又去趟这浑水。冬天来了,学校要编一本校本教材接检查,我编过镇史,领导把任务给了我。我在镇史的基础上,补充完善,写成了一本地方历史地理教材,在全校用过一两次。这本书的主要用处是检,果然不负众望,受到了检查组的关注,评价为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在市上的校本教材开发成果室里,我的这本书一直放在了显眼的位置。这也许就叫做“歪打正着”

 其它方面的收获不管有多丰厚,都不能代替我最初的感情。夜半更深,孤独之时,常想,为文的意义;常想,来这个世上走一遭,要留下点什么,才能承载生命…

 现在,我只一心教书。教书用以谋生,我不敢说是高尚的事业。业余的主要时间,都用在了追梦。从年青时代就开始的梦,一直到现在都还心有不甘。传统的媒体上没有什么说话的机会,虚拟的世界中仍然可以发表真知灼见。我知道,我的文字不能改变别人什么,就用来净化自己的灵魂吧。固守心灵的一片净土,好好把人字写工整。张载说:人类教育的最高理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难以做到于万一,但我可以从一些很小的方面,做一些小事情——就是我正在做的这些。

 2006-12-7  m.nIUdUnX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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