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1563—1638)
孙承宗(1563—1638),字稚绳,号恺
,北直隶保定⾼
(今属河北)人,明朝名将。
孙承宗青年时代就对军事有着浓厚趣兴。在边境教书时,“杖剑游塞下,从飞狐(河北涞源北飞狐关)、拒马间直走⽩登(山西大同东)。又从纥⼲(山西大同东纥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阨塞,相与解裘马,贳酒⾼歌。用是以晓畅虏情,通知边事本末”
万历三十二年(1604),孙承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天启元年(1621),以左庶子充⽇讲官,进少詹事。当时沈
、辽
相继失陷,孙承宗以知兵,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谋求改⾰,主要內容有:(1)“兵多不练,饷多不核”这是说当时军队训练差,后勤供应混
。(2)“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3)“以边任经、抚,而⽇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此外,还要抚辽西、恤辽民、简京军等,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尔哈⾚攻占沈
、辽
以后,明军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进行军事防御的战略选择问题,即是主守关防,作积极的防御;还是固守关门,作消极防御。对此,明前线军事将领意见不一。辽西经略王在晋主张“拒奴抚虏,堵隘守关”
所谓“抚虏”即以金钱收买蒙古对付后金。所谓“堵隘”即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关城。很明显,这是置辽西走廊这一缓冲地带于不顾,消极防御的方针。天启二年(1622),王在晋确定在八里铺筑城,幷上报朝廷。此举遭到其部下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孙元化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筑城“非策”极力劝阻,幷写信给首辅叶向⾼,申诉己意。由于情况不明,叶向⾼难以断定可否。孙承宗遂提出前往实地考察,再作决断。他抵达山海关后,当即认真巡视山海关及王在晋所主张建筑的八里铺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土岭等处的战略地势。在阅察八里铺新城时,孙承宗曾与王在晋展幵过
烈的争论:
“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孙承宗问。王在晋回答说:“否,当更设兵。”孙承宗又问:“如此,则八里內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內,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幵关延⼊乎,抑闭关以委敌乎?”答:“关外有三道关可⼊也。”问:“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答:“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孙承宗责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敌亦可尾之⼊。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哄堂奥,畿东有宁宇乎?”严厉批评了王在晋画地为牢、坐以待毙的危险倾向。“在晋无以难”但仍固执己见。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花菊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表示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內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的全安。因此,孙承宗的决计守宁远,颇具战略眼光。
孙承宗回到京北,即向熹宗明确阐述了其坚守宁远,以与觉华岛守军互为犄角、遥相呼应的战略计划,正式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方针,幷建议解除王在晋的兵部尚书及辽东经略之职。熹宗接受了孙承宗的意见,将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自此,八里铺筑城之议遂息。
王在晋调走后,山海关的防务采取幷贯彻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此后,经数年艰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
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他即着手实施其
保关门,必先固辽西;
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的战略计划,积极部署宁锦防线。
首先大力整顿了关门防务。“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乃定兵制,立营房,五人一房,三千一营,十五营为三部,而将帅以营部为署。兵不离将,将不离帅,教肄分而稽核便。”经过整顿,使“兵将一清”提⾼了关门守军的战斗力。
在关门防务上,“幷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则从望海台出芝⿇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幵突门力夜击。北⽔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经五个月的惨淡经营,稳定了关门局势,幷为恢复辽西失地,強固了
基。
同时是修筑宁远城。天启三年(1623)九月,孙承宗命祖大寿修复宁远,幷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各城。召辽人回故居,垦荒屯田,重建家园。又发展采煤、煮盐、海运等事业,以充实民力,确保军需。宁远城竣工后,调袁崇焕镇守。孙承宗自己则坐守山海关,幷备前屯,充当其后盾。在袁崇焕的精心治理下,宁远“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成为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镇。
随着宁远城守的⽇渐巩固,明军防线不断延伸。天启五年(1625)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四年来,孙承宗重用袁崇焕等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将吏人才,边防大备。“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不但扭转了原先的那种颓败之势,且整个形势变得越来越好。正当他锐意恢复之际,却遭到了来自魏忠贤的打击。
孙承宗功⾼权重,誉満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一边,故进行过多次试探,但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孙承宗西巡至蓟、昌,报请以十一月十四⽇⼊朝贺万寿节,幷面奏机宜。魏忠贤得知,恐其拥兵“清君侧”大惧,“绕御
哭,上亦为心动”当即命內阁拟旨,以“无旨擅离信地,非祖宗法”为名,令其返关。孙承宗无奈,只好返回。事后,阉
利用这件事攻击孙承宗“拥兵向阙,叛逆显然”但熹宗没予理会。
天启五年(1625)八月,柳河之败,导致了孙承宗的去职。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降虏生员”刘伯漒的话,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中伏遭败。阉
借机小题大作,围攻马世龙,幷参劾孙承宗。孙承宗气极,连上二疏,自请罢官。九月,返乡。
孙承宗辞职以后,兵部尚书⾼第出任辽东经略。⾼第为一文人,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宁锦防线。关外驻防将士除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拒不从命外,其他诸城均撤一空。因而使孙承宗数年心⾎毁于一旦,明朝在山海关及其关外的军事形势顷刻陷⼊一场新的危机。只是由于以袁崇焕为首的广大将士的浴⾎奋战,才使明军在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七年五月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奇迹般地挡住了后金的凶猛进攻,从而不仅使宁锦防线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且使明朝避免了由于⾼第的错误军事决策而导致的军事大溃败。
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军避幵宁锦,假道內蒙,从喜峰口突⼊塞內,相继攻陷遵化、迂安、滦州、永平,直指京北。且行反间计,使崇祯帝囚系幷最终杀害了袁崇焕。此事所谓“己巳虏变”一时,明廷
作一团。而袁崇焕的下狱,又导致军心涣散,将士东归。在此危难之际,明廷再次起用孙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统筹全局。孙承宗首先晓以大义,定安了军心。其后协调各路军队,联合行动,经数月艰苦作战,取得“遵永大捷”幷于崇祯三年(1630)五月将后金军驱逐出关。
孙承宗再任辽东经略后,仍坚持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继续加強宁锦防线,决心重筑被⾼第毁弃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祯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寿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发一万四千人筑城。八月六⽇,动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墙刚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一半,后金突然兵归城下,幷于当天幵始围城,明军仓促闭门拒战。“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宗伟往救”但宁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围三月,守军粮尽援绝,祖大寿假降奔还锦州,“城复被毁”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內部的互相倾轧,“延臣追咎筑城非策,文章论禾嘉及承宗”孙承宗连疏引疾,求退。崇祯帝为平息朝议,准其归籍,孙承宗第二次被排挤下台。
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后金(清)兵深⼊內地。十一月九⽇围攻⾼
。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全城军民与之⾎战。三天后,城破,孙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死后谥号文正。著作有《⾼
集》。
孙承宗遗留的军事著作有《车营扣答合编》。这是他在督师蓟辽,经营辽西防务时,筹划反攻辽东与其属下讨论军事问题的记录整理而成的。全书共一百零八个问答,由《车营总说》、《车营百八扣》、《车营百八答》和《车营百八说》等四部分组成,通过问、答、说、图等对车营编组方法、营阵布列、行军作战、后勤保障等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很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与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如说:“用车在用火”“用火在叠阵”所谓“用火”即是发扬火力;所谓叠阵即步、骑、炮重叠配置,彼此协同,长短相补。战斗队形也要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使用方、圆、曲、直、锐等各种队形,向人们展示了火器和冷兵器幷用时代,步、骑、炮等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雏形,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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