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老弟呀，咱们国民
信奉的是三民主义，可是你看看周围，还有多少军政官员记得三民主义为何物？大官咱们不好说，不能说，就说那个你以前的同事118团的张团长，他也是个国民，他信奉三民主义吗？人家现在可是师长了。”1944年的春天来临了，麦田里的青苗长了起来，生机复苏的大地给饥饿的人们带来了一丝新的希望。
经过一年的旱灾和一年的蝗灾，中原大地一片凋敝。洛
、郑州、许昌、漯河等地人市上卖儿卖女的价钱远不如骡马和牛羊。统治当局不但没有采取有力的赈灾措施，征敛也没有一丝减少。一位到河南采访的美国记者见到灾情造成的惨状以及汤恩伯军队败坏的军纪，曾当面问汤恩伯：“你的军队把老百姓的口粮、种子和耕牛都拿走了，让这些百姓怎么生存？”这位汤司令的回答让这位记者大为吃惊，汤恩伯道：“老百姓死一些没有关系，可是没有军队谁来保卫国家？”在美式民主环境下生活的美国记者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一个口口声声要实行三民主义的政的高官会毫无愧
地说出这样的话来，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巩县暂编第九师师部，少将副师长陈浩正在与到访的客人柳万祺一行谈话。
柳万祺：“陈老弟，恭喜了，终于晋升到少将了，年轻有为啊。”
陈浩：“陈某从军原本是为了驱逐倭贼，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可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哈哈，老弟呀，咱们国民
信奉的是三民主义，可是你看看周围，还有多少军政官员记得三民主义为何物？大官咱们不好说，不能说，就说那个你以前的同事118团的张团长，他也是个国民，他信奉三民主义吗？人家现在可是师长了。”“这个人渣！”陈浩提起此人就心中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1941年秋季的郑州之战中，张团长的118团临阵
逃，让鬼子轻易渡过黄河，占领坚固设防的邙山阵地，使得陈浩的116团两面受敌，损失惨重，最后一个相当于一个师人数的116团只剩下了不到500人。更可恨的是，战后，张团长却未受到任何处罚，汤军的宣传机器把118团临阵逃描述为
敌深入，而且最后“收复”邙山阵地云云——出了问题内部消化，汤司令深通为官之道。而对独抗敌军3天歼敌人数几乎相当于敌军全部伤亡人数一半的116团，却轻描淡写为在东线敌军的猛烈攻击下无法支持，请求撤退获准后向西转进。给人感觉似乎临阵逃的是116团。更让陈浩他们气愤的是116团据实上报伤亡人数，申请救济抚恤金，可是上面管事的人却
怪气地说什么：“哟，陈团长呀，你们也太黑了点吧，这伤亡人数都快够一个师了，你们116团平时按2000人补给其实已经是很关照你们了。虽说千里为官只为财，你们平时吃
连口汤也没给兄弟们喝过，我们也都不说什么了，可这救济抚恤的事情牵涉国家法度，却是半点马虎不得。这些钱财来之不易，都是百姓的血汗呀，兄弟们无论如何不敢
了国家的法度。”最后只按1千人标准给116团发放抚恤金。而118团上报1500人伤亡，要求抚恤，却全部被核准。陈浩清楚，上面这些人更清楚，这118团实际仅有700人左右。这些钱哪里去了，不得而知。更有甚者，有些人还以116团实际不存在了为由，要求对该团不予补充，直接撤销番号。好在此时陈浩的部队驻扎在巩县何武庭的防区，此时蒋鼎文已经到任，正在拉拢军事将领与汤恩伯争夺实权，何武庭建议陈浩不要再回汤恩伯管辖的区域，干脆留在巩县算了。就这样，陈浩的116团残部变成了何武庭的暂编第九师三团。一支部队擅自
离原来的序列，加入另外的部队，这在共产的军队里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国军却是相当正常的。当年开封的警备司令王某就是在刘峙引下私自将队伍拉到开封后被委任为开封的警备司令的。116团的旧部有一些伤员陆续伤愈归队，这些人可都是铁了心无论多苦多难都要跟着陈浩干的。陈浩部队西撤时把收集到的一部分伤亡人员的武器也一并带来了，当年保安第四团筹集武器的艰难，陈浩他们记忆犹新。何武庭部在陈浩他们加入后已经超过两千人，后来很快发展到了3000多人，超过了116团全盛期的人数，装备在国军中也属于比较好的，而且相当多的官兵经过了战火的考验，战斗力不容小视。
当时国军很多的步兵师大致也就是这么多人，比如后来守卫许昌殉国的新29师吕公良的部队也就是3000人左右。
人马多了，一战区长官部的亲戚帮何武庭活动晋升中将。何武庭手里有军队，有地盘，有工厂，有煤矿，弹藥给养均可自给，手头还相对宽裕，又控制一段陇海铁路，与汤恩伯的辖区紧邻，蒋长官有意拉拢。何武庭趁机举荐陈浩为少将副师长。一战区长官部的人对陈浩的大名并不陌生，有好事者在蒋长官面前如此这般把陈浩部队的传奇般的经历渲染一番，借机义正词严地把汤副司令用人不公谴责一番——倒不是为了陈浩，只是都知道蒋长官爱听这个。
何武庭如愿晋升为中将，而陈浩也稀里糊涂地在仕途上出现了转机。董大海开玩笑说这巩县真是咱们的福地，来此必升官。
柳万祺看到提起张某后陈浩的愤怒表情，笑了笑：“老弟不能再有这么大火气了，你看愚兄我现在就学乖多了。其实仔细想想张某人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很多做官非常成功的人，一般不是做事业成功，而是为上级长官服务做得非常成功。在中国做官的最大特色是跟对上司，那是因为官吏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有多少战绩或者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司关系的密切程度，搞掂了上司，就等于戴稳了乌纱帽。所以，要把‘报喜不报忧’、‘欺上
下’作为做官的铁律牢牢记住，做到与上级交往突出一个“谄”字，与下级交往突出一个“渎”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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