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日战争汉奸成灾看中国人的处世之
　电影《地道战》里民兵队长高传宝传达情报时说，来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小时候每每看到这个地方就觉得疑惑，鬼子施了什么魔法，能叫这么多中国人为他们卖命？

　据专家介绍，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统计，除伪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被缴械的大约是118。6万人，而满洲国和伪蒙古军当时有40万军警，再加上各省县的伪地方武装，所以目前广泛传的版本中有逾200万伪军的说法。其实这里还应加上整个抗战争期间，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118万余伪军，这样算起来伪军就有了300多万。这个数量超过在华投降时日本军队的数量——120万人的两倍。

　我们先引出一条定义：“通款敌国，谋叛本国，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的利益服务，并谋取一己的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均为常见，中国亦不例外，汉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抗战场上，为寇作战的伪军达数百万之众，可谓之汉成灾。

　关于抗战争期间汉成灾的成因，民间学界的结论是：

　一、独裁统治，吏治腐败，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政府缺乏亲和力和号召力，为汉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

　二、部分民众思想意识里只有一家一姓，没有国家民族，对异族侵略麻木不仁。

　三、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落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极端贫困，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军服务。

　四、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抗战爆发后敌强我弱的现实，使部分人丧失了抵抗的信心。

　上列各条，不无道理，中国人确实缺乏国家民族观念，在传统文化里面，一个人建功立业，不过是为了名垂青史、彰显姓氏，很难与国家民族扯上关系，即使有报国的宏愿，也是以忠君为前提，所谓忠君就算报国。至于江山社稷的安危，那是皇帝老儿心的事情，大可不必去管他，安心过好你的小日子就可以了，所以旧时在茶馆酒肆里多会提醒人们“莫谈国事”

　什么是姓氏呢？姓氏代表着自己的家族，中国人奋斗一生，无非是为了“光宗耀祖”所以，在旧时大宅院的门楣上，多悬有皇帝御赐的匾额，实际意义没有，除了炫耀家族、傲视乡里外，就是告诉人们这个家族如何的兴旺，他的子孙们也是以家族为荣，更把为家族增添颜面为己任。对于家族以外的事情，他们是不大顾及的。即使如今，在我国农村，仍然是一家一户用围墙把自己的住宅严严实实圈起来，与周遭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院墙里面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主人都会爱护备至，院墙外面则与自己毫无关系，于是，就出现了墙内洁净如新，墙外泥泞难行的状态；再比如：在中国城市，家家户户装修的金碧辉煌、整洁有序，可公共楼道却肮脏无比，混乱不堪，大家却能够见怪不怪、心安理得。这大概就是中国特有的“围墙文化”！这个糟糕的文化现象，把中国的家族与国家民族的关系完全隔裂开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有院墙里面的东西会该用生命和献血去保护，除此没得什么东西值得付出生命了。

　既然有了墙里墙外之分，中国人对于墙外面的一切，都视为是可以任意索取的，能拿则拿，能偷则偷，用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弄进口袋就是自己的。中国人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态，快速的转动着脑筋，希望以最快捷的方式，把对外面东西弄回到自己的家里来。

　中国人尤其讲究衣锦还乡，总希望能够升官发财、荣归故里，所以就把离开家园外出谋生称之为“闯”或者叫“混”记得十好几年前，郑州有个公安分局长，因罪获死，就刑前感叹道：“这辈子咋混成这样呢？”一个混字，表明了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所以，中国人多是满怀着家族的殷切期望和升官发财的强烈愿望，离开那个生他养他的宅院，怯生生的走进这个世界，犹如一个贼眼兮兮、四处张望的拾荒者，瞅准机会就把别人的东西放进自己的篮子里。外面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块硕大无比的蛋糕，各人怀里揣把刀子，瞅着机会就切下一块，谁切得多谁本事大！谁切得多谁就混的好！至于别人饥啊、饿啊、死呀、活呀，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所谓：成王败寇！这恐怕是中国人出来混世界最基本的想法，所以就有了曹孟德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八字箴言。曹说的很直截了当，对那些走出家门出来闯的人来说，犹如醍醐灌顶。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践行曹箴言者当不计其数，一直到了桓温那里，曹的八字箴言才真正得到了发扬光大，堪为极致。

　桓温乃东晋权臣，素有不臣之志，某，他抚枕叹曰：“既不能芳百世，不足覆遗臭万载耶？”这句蜚声中国历史的名言，对中国人影响甚大，当为中国人处世之道标志的格言，深刻的反映了中国人希望在有限的生命里希望出人头地的迫切愿望，是许多人扬名立万的基本动力。

　千百年来，无数出来闯者，莫不秉承桓温的这句名言，不择手段、不惜名节，为了一己之私利，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投敌者有之、叛国者有之，远一点的有刘豫、稍近点的有吴三桂、再近点的如汪卫之。这几位仁兄的所作所为，实实在在的践行了桓温的那句名言。尤其这个刘豫，此公世代务农，后来中了进士，成为宋朝的官员，北宋末年官至河北提刑。金人南侵时，刘豫弃官来到真仪避。建炎二年，经人举荐担任济南知府，但他却嫌济南处在战之中，离金人太近，希望到一个靠东南边一点的地方去做官，却没有得到南宋朝廷的同意，为此刘豫感到很不满意，带着情绪上任去了。他上任不到一年，面对金兵围攻济南，在金人的劝下杀死了作战勇猛、力主死守的守将关胜，投降了金朝。那时，金军南下没有抓到赵构，就让刘豫知东平府，充任东西、淮南等路的安抚使，还任命刘豫的儿子刘麟知济南府，让刘豫父子给他们管理黄河以南地区。刘豫看出金人现在需要他，是个绝佳的机会，就派儿子刘麟带着珍宝去金朝活动，向金朝左监军挞懒行贿，希望立刘豫为帝。建炎四年（1130年）七月，金朝同意挞懒的奏请，册立刘豫为帝，国号大齐，以大名府为国都，史称“伪齐”

　刘豫中过进士，圣贤书肯定读过不少，但是他竟然毫不犹豫与异族共谋。通过刘豫叛变的过程，我们几乎看见此公的所作所为处处显出投机钻营的急切心理，甚至不需要对方威，完全是自己寻求机会，刘豫作为一个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识应该是有的，他难道不知道卖主求荣、认贼为父是很不齿的事情吗？我想他一定很明白。但是，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对他同样影响至深，尤其是桓温的“大丈夫不能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的警句恐怕在他做伪皇帝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的鼓励作用。

　围绕着桓温的名言，更派生出了更多的词汇：宁做头，不做凤尾；笑贫不笑娼、英雄不问出处、成者英雄败者寇等等。尤其是这个“笑贫不笑娼”颇似混世之道的点睛之笔，为出来混世界的人打了一针强心剂，找到了更充足的理由。前，浏览新闻，说有一对浙江泰顺的姓夫，带着他们16岁的女儿和两个不满二十的外甥女在常州卖，被抓后夫妇俩代了全部犯罪事实，却声称：“在我们老家，是笑贫不笑娼的。”有论者闻此，大骂其不要颜面。笔者认为，此乃处世之道也。

　我们发现，中国文化里的处世之道，无不强烈的暗示人们为了成功，可以采用各种手段。于是，投机钻营、买生投靠、唯利是图、卖主求荣充斥在中国人的个人奋斗过程中，尤其是“英雄不问出处”这样一个命题，更加坚定了中国人铤而走险、破釜沉舟的个性，只要你成功了，你以前所有的龌龊事情都可以不追究，你就是个大英雄了。在这样一种处世哲学的主导下，人们带强烈的投机意识寻觅着出人头地的机会。

　用拾荒者比喻中国人是否恰当，值得商榷，但是，中国人出来混天下，睁着一双滴溜溜的小眼睛，不辨是非的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当日本人打进中国的时候，许多人就以为机会来了，纷纷举着白旗夹道皇军了，我想，这些所谓的举白旗者也不是真的想去效忠日本人，他们只是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赶紧出来捞上一把而已。所以后人总结道：打一个小小的倭寇为何用了八年时间？答曰：汉实在太多了。

　值此抗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我们拿出这个宁人羞愧的话题，实在有点大煞风景，但每每静思，当年竟有数百万不肖之子认贼做父，常有如芒在背之感，以至汗颜不止了，我们何以向历史待？何以面对我们的儿孙？

　顺便说一句，堂堂中华不乏血男儿，倭寇犯下的种种罪孽，华夏子孙没齿不忘！日本弹丸之地，中国一人一口吐沫也能叫它沉没海底！ 　ｍ.ｎＩUｄＵｎXｓ.ｃ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