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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这时来家
 在现代流行文化的巨面前,戏曲市场被不断蚕食,年轻一代对这些传统、陈旧、一点也不酷的东西毫无兴趣。

 加上普通教育的发展及职业教育的兴起,哪里还有戏曲这种“旧社会杂耍式的学徒制”学校的立锥之地?02年莜金燕逝世后。

 她创办的评剧学校更是门庭冷落,一年到头也收不到几个学生。全校人员聚齐了,老师比学生还多。01年母亲从学校辞职,四处奔波,拉起了评剧艺术团。起步异常艰难,这两年慢慢稳定下来,貌似还不错。

 去年承包了原市歌舞团的根据地红星剧场,先前老旧的办公楼也推倒重建,或许正是因此,母亲才兴起了接手评剧学校、改造成综合艺校的念头。

 莜金燕是土生土长的平海人,但她的子女都在省会城市平定居,现在评剧学校的法人代表就是她的女儿。炝锅面吃得人满头大汗。

 母亲到卫生间补妆。老板娘过来收拾桌子,娇笑着问我:“这到底谁啊?”神使鬼差,我支支吾吾,竟说不出个所以然。老板娘切了一声,只是笑。

 也不再多问。从驴馆出来已经一点多了,蔚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朵。母亲说这次出来急,也没给我带什么东西,就要拐进隔壁的水果店,任我说破嘴就是拦不住。出来时她手里多了网兜,装了几个柚子,见我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就说:“怎么,嫌妈买的不好啊?拿不出手?”我说:“啥意思?”母亲说:“给陈瑶买的。”我撇撇嘴,没有说话。母亲挽上我的胳膊,说:“拿着,沉啊。放心,我儿子也可以吃哦,你请吃饭的回礼。”

 摊上这么个老妈我能说什么呢?这时母亲手机响了。铃声是“寄印传奇”里冷月芳的名段:我看似腊月松柏多坚韧,时时我孤立无依雁失群…几分铿锵,几分凄婉,蓝天白,骄似火,我没由来地打了个冷战。

 母亲犹豫了几秒才接,说事还没办完,就挂了。我随口问谁啊,母亲说一老同学,听说她在平想见个面,这一路也没说几句话就到了校门口。过了饭点,人少多了。我站在母亲对面,心中仿佛有千言万语,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母亲把手放到我肩膀上轻轻拍了拍。我环顾四周,让母亲给父亲问好。母亲笑着说:“啊呀呀,林林长大了啊!”我少年老成地苦笑一声,笑完后感到自己更加苍老了。两人就这么站着,相顾无言。一旁卖馕的维族小哥饶有兴趣地吹起了口哨。母亲抱着栗风衣,脸上挂着恬淡的笑,缎子般的秀发在阳光下越发黑亮,这时“寄印传奇”又响起。

 母亲接起,对方说了句什么,母亲说不用,打的过去。我忙问:“怎么,没开车来?”母亲说公家的顺风车,不坐白不坐,说着莞尔一笑。

 母亲前年考了驾照后就买了辆毕加索,跑演出什么的方便多了。我上前拦了个出租车。母亲又拍拍我的肩膀,眉头微皱,说:“林林,妈走了啊,有事儿打电话。”

 我嗯了一声,点了点头,她俯身钻进了后排车座。一瞬间,针织衫后摆飘起,出休闲包裹着的浑圆肥,硕大满,丰感。我感到嗓子眼直发,不由攥紧了手中的网兜。***

 1998年,我14岁,上初二。整天异想天开,只觉天地正好,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开始有喜爱的女同学,在人群中搜寻,目光猛然碰触又迅速收回,起一股陌生而甜蜜的愉悦。这种感觉我至今难忘。

 就在这年春天,家里出事了。父亲先因聚众赌博被行政拘留,后又以非法集资罪被批捕。当时我已经几天没见到父亲了。

 他整天呆在猪场,说是照看猪崽,难得回家几次。村里很多人都知道,我家猪场是个赌博据点,邻近乡村有几个闲钱的人经常聚在那儿耍耍。为此母亲和父亲大吵过几次,还干过几架,父亲虽然混账,但至少不打女人。

 每次家门口都围了个里三圈外三圈,然后亲朋好友上前劝阻。母亲好歹是个知识分子,脸皮薄,一哭二闹三上吊那套她学不来。爷爷一出场,当众下跪,她也只好作罢,这样三番五次下来,连我都习以为常了。

 爷爷是韩战老兵,家里也富足,八八年时还在村里搞过一个造纸厂,也是方圆几十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子嗣。父亲是从远房表亲家抱养的。

 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骨,从小娇生惯养,不敢打骂,以至于造就了一个吊儿郎当的公子哥。父亲高中毕业就参了军,复员后分配到平海市二中的初中部教体育。

 父母亲本就是高中同学,母亲师大毕业后分配到二中的高中部,就这样两人又相遇了,说实话,父亲皮子好,人高马大,白白净净。

 在部队里那几年确实成了不少,加上家境又好,颇得女青睐。母亲在大学里刚刚结束一场恋爱,姥姥又是个闲不住、生怕女儿烂到锅里的主,隔三差五地安排相亲。

 母亲条件好,眼光又高,自然没一个瞧上眼的。父亲一见着母亲,立马展开了攻势。对这个曾经劣迹斑斑又没有文凭的人,母亲当然不以为意。父亲就转变火力点,请爷爷找媒婆上门提亲。

 姥姥一瞅,这小伙不错,还是老同学,家里条件又好,这样的不找你还想找什么样的?姥爷倒是和母亲站在同一战线上,说这事强求不得,何况处对象关键要看人品。无奈姥姥一棵树上吊死的架势。

 就差没指着鼻子说,这就是钦点女婿。父亲臭毛病不少,但人其实不坏,甚至还有点老实,母亲和父亲处了段时间,也就得过且过了。

 八四年我出生,学校给分了套四十多平的两居室。九四年民办教师改革,父亲被赶到了小学。混了几天日子,他索股走人,在我们村东头桔园承包了片地,建了个养猪场。

 第二年在老宅基地上起了两座红砖房。因为交通方便,村里环境又好,市区的房子就空到那里,一家人都搬回村里住了,当然。

 其实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母亲上课忙,只能把我撇给爷爷,后来在城里上小学,也是爷爷和父母每天接送。父亲的事让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爷爷四处托人打点关系,最后得到消息说主要责任人跑了,担子当然落到父亲头上,号子肯定得蹲,至于蹲几年要看“能为人民群众挽回多少财产损失”了“谁让命不好,赶上严打”

 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九七年修刑后的新一轮严打,我父亲就是受害者。父亲办养猪场几年下来也没赚多少钱,加上吃喝“嫖”赌(嫖没嫖我不知道),所剩无几。

 家里的存款,爷爷的积蓄,卖房款(市区的两居室和宅基地上的一座自用房),卖猪款,卖粮款,造纸厂的废铜烂铁,能凑的都凑了,还有十二万缺口。当时姥姥糖病住院,姥爷还是拿了三万,亲朋好友连给带借补齐五万,还缺四万。

 这真的不是一笔小数,母亲当时一千出头的月工资已经是事业单位的最高水准了。家里不时会有“债主”上门,一坐就是一天。

 以泪洗面,说都是她的错,惯坏了这孩子。爷爷闷声不响,只是着他的老烟袋。爷爷也是个能人,平常结甚广,家里遭到变故才发现没什么人能借钱给他。

 母亲整天四处奔波,还得上课,回家后板着一张脸,说严和平这都是自己的罪自己受。一家人里最平静的反倒是我。最初哭过几次鼻子,后来也就无所谓了。最难堪的不过是走在村里会被人指指点点。

 当时学校里来了个新老师,教地理兼带体育,在他的怂恿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每天早上五点半都得赶到学校训练。

 母亲四点多就会起,给我做好饭后,再去睡个回笼觉,她已经许久没练过身形了,毯子功不说,腿下什么的以前可是寒暑不辍。有天匆匆吃完饭,蹬着自行车快到村口时,我才发现忘了带护膝。

 为了安全,教练要求负重深蹲时必须戴护膝。时间还来得及,我就又往家里赶。远远看见厨房还亮着灯。

 但到大门口时我才发现门从里面闩上了。我就敲门,喊了几声妈。好一会儿母亲才开了门,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我说忘了带护膝,又说厨房怎么还亮着灯,我走时关了呀,这时,从厨房出来了一个人,高高瘦瘦的,小眼大嘴,是我姨夫。我也没多想,打了声招呼,拿上护膝就走了。

 姨夫是邻村村支书,手里多少有点人脉,这时来我家,肯定是商量父亲的事。父亲出事后来家里串门的亲友就少多了,以前可是高朋满堂啊。姨夫可谓我家常客,而且听说他也经常到养猪场耍耍,说实话,母亲对这个人评价不高,经常骂父亲少跟这个陆永平混一块。  M.NiUDuN x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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