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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与周氏兄弟
   说起周作人的朋友,郁达夫与他甚少谋面,但情却很深。郁达夫看人,向来不掸以最坏的心态去推测他人。郁达夫提起周氏兄弟,多有誉词,关于周氏兄弟的反目和周作人后来做了汉之事,郁达夫于1939年在他的《回忆鲁迅》一文中说:

 “凡是认识鲁迅,认识启明及他的夫人的人,都晓得他们三个人,完全是好人。鲁迅虽则也痛骂过正人君子,但据我所知的他们三人来说,则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现在颇有些人,说周作人已做了汉,但我却始终仍是怀疑。所以,全国文艺作者协会致周作人的那一封公开信,最后的决定,也是由我改削过的,我总以为周作人先生,与那些甘心卖国的人,是不能作一样的看法”

 1923年2月11,郁达夫第一次拜访八道湾的周宅,没有见到鲁迅,只见到了周作人。当时周氏兄弟尚未反目,在郁的眼里,周氏兄弟是彼此互动的。此后,郁达夫多次与周氏兄弟见面,或在八道湾,或在酒店,关系颇融洽。鲁迅搬出八道湾到砖塔胡同后,郁达夫还前去拜访过。1934年郁达夫到北平拜访友人,特地去了八道湾,与周作人重逢,那一天郁在记中写道:“晨八时半,访周作人氏,十年不见了,丰采略来了些…言语之中,明显出对沧桑变化的感叹”

 郁达夫对周氏兄弟的热情,缘于周作人对他的知遇之恩。二十年代初,郁达夫正处于创作高峰期,他的小说《沉沦》发表后曾轰动一时,但其中郁达夫关于的苦闷的的描写也使之招来许多非议。这期间,周作人曾给予《沉沦》及郁本人公正的评论和鼓励。《沉沦》是郁达夫早年的一篇代表作品。小说借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忧郁性格和变态心理的刻画,以几近自然主义的描写抒写了弱国子民在异邦所受到的屈辱与冷遇,以及渴望纯真的友谊与爱情而又终不可得的失望与苦闷;同时也表达了盼望祖国早富强起来的热切愿望。但《沉沦》关于自我的“****暴”在当时不为世人接受,以为异端,不道德。

 1922年3月26,周作人在《晨抱副镌》发表评郁达夫《沉沦》的文章,对郁达夫多有褒奖:

 “理想与现实社会的冲突当然也是苦闷之一,但我相信他未必能完全独立,所以《南归》的主人公的没落与《沉沦》的主人公的忧郁终究还是一物,著者在这个描写上实在是很成功了。所谓灵的冲突只是说****与迫的对抗,并不含有批判的意思,以为灵优而劣,老实说来超凡入圣的思想倒反于我们凡夫觉得稍远了,难得十分理解,譬如中古诗里的“柏拉图的爱”我们如不将他解作的崇拜,便不免要疑是自欺的饰词。我们鉴赏这部小说的艺术地写出这个冲突,并不要他指点出那一面的胜利与其寓意。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情,这也就是直挚与普遍的所在。至于所谓猥亵的部分,未必损伤文学的价值:即使或者有人说不免太有东方气,但我以为倘在著者觉得非如此不能表现他的气分,那么当然就没有可以反对的地方”

 周作人的这段文字使郁达夫深为感动。二十年代后期,郁达夫到上海后与鲁迅接触较多,但仍与周作人有过联系,并把鲁迅的情况通报给他。1929年9月19,郁达夫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

 “现在上海,沉闷的非常,文艺界是革命文学家的天下,而且卑鄙龌龊,什么事情都干,我以后想不再做什么东西了。等生活定下来,只想细心来翻译一点东西”

 “近事之足资谈助者,是鲁迅与北新算版税,与鲁迅和语堂反目两事。前者是鲁迅应有的要求,后者是出于鲁迅的误解。这两件事,我与川岛都在场作中间人,大约川岛总已经和你讲过,细事不说了”

 郁达夫对苦雨斋的人颇有好感,1935年他邀周作人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人选多为郁达夫提定,主要有徐志摩、废名、俞平伯、刘半农、徐祖正、江绍原、钱玄同等,显然郁达夫对苦雨斋一派的创作是持肯定态度的。同时郁达夫知道周氏兄弟不和,为了不使周作人为难,把鲁迅的作品部分留给自己来编,晚年周作人回忆起这件事情,还以为郁达夫是难得的真人,心里大为感慨。

 郁达夫原是创造社的元老,后来因看不惯创造社某些人的狂慢而退了出来,但却一直与周氏兄弟保持了挚友关系,终周作人一生,这位苦雨斋的主人一直对他怀有追念之情和亲近感。  m.nIudUnX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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