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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三章 海商归来
 除了这些公事,还有一些与赵构有关的私事,金国允诺放回他的母亲韦太后与太上皇赵桓,并同时归还他父亲徽宗赵佶的尸骸。其实赵构并不想将哥哥赵桓接回,但他若留在金人那边为其利用,似乎更为不妥,再说金人主动提出这个条件后,拒绝要他回来的理由也不好找,便没有多说什么。

 虽然无论是南宋的赵构,还是金国的鞑懒,都以为和平已经到来,至少几年的太平时光总该有吧。可赵旉却记得历史上宋金第一次和议后不久,兀术就发动了政变,一举掌握了金国的军政大权。现在和议比历史上早两年,兀术的政变是否还会成功?会在什么时候动手?这些问题赵旉心中没底。但他觉得自己总该做点什么。

 一方面,内卫军情司派人在金国境内散布兀术有所图谋的谣言,但信不信,如何处理却还是鞑懒自己的事,赵旉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另一方面,赵旉上书请朝廷眷派人接收金国归还的土地,河南无险可守,慢点无所谓;淮北早在卫军控制之中,更加没有关系;但是陕西易守难攻,不马上利用和议的结果眷拿回,恐怕就要后悔莫及了。要知道,即使是吴璘这一级别的名将,完全依靠军事手段夺回陕西都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伤亡,而且一定会旷持久,钱粮消耗更是难以计数。

 可是,赵构正忙于重组中枢,而新任宰相秦桧目前正在忙于数钱,暂时都没有这方面的心思。再加上金国方面也有意拖延,结果直到将近一年以后,宋军与朝廷派去的官吏才开始上路。赵旉被气得七窍生烟,要不是他现在年纪太小,还无法独当一面,肯定就将虞允文放手了,赵构可是已经多次表过想要让他进中枢当宰相的意思了。

 而那些人质也得催促金国尽早放回,以免滋生变故。在这方面,赵构对于接回母亲还是很上心的,但是金国那边却似乎有了一些别的想法,不断找出这种那种的理由,死活不肯放人。赵构担心将金人急了会出事,此事便一拖再拖,后来还是韦太后自己玩了个小花样,才总算利用鞑懒思路摇摆的短暂时机回到了大宋。而赵旉也因此对父亲的优柔寡断铭刻于心,看来不将赵构到绝路上,他是干脆不起来的

 虽然这些事情令人恼火,但在难得的一年多和平中,赵旉还是有了很大的收获。在他看来,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海商蔡景芳的归来。自蔡景芳当初接受赵旉指派的重要任务远赴大食,至今已经有三个年头,由于久久没有他的消息,赵旉甚至以为他已经在海上的风暴中不幸罹难了。但蔡景芳毕竟有过多次远航大食的经验,他不但最终平安归来,而且带回了超出赵旉预期的“货物”

 虽然由于蔡景芳手下缺乏高端的专业人才,赵旉当初要求的西洋密海图没能成功绘出,但由此意识到赵旉对于航海有着浓厚兴趣的蔡景芳却不惜花费重金,从大食商人那里搞到了海上定位工具——星盘,以及它的制作与使用方法。为了解说方便,蔡景芳甚至买下了一个擅长以星盘来确定方位的波斯裔大食奴隶,海员类的奴隶是非常少见的,身价也往往十分高昂,蔡景芳为了讨赵旉的心,倒还真是舍得。

 当初赵旉布置的第二个任务是买书,而蔡景芳的成果则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那些翻译自欧洲人的著作由于现在开始遭到查的缘故,蔡景芳只搞到了一小部分,好在《几何原本》等最基础的科学著作基本都找齐了。但真正令赵旉惊讶的,是古代阿拉伯文明的科技成就,

 由于前世对此并不了解,他并没有布置相关的任务,要不是蔡景芳自己意识到其中的价值,那赵旉和大宋的损失可就太大了。虽然在科技成果方面,这一时期的阿拉伯科技无法与正处于极盛期(只考虑科技文化的话)的中华文明相比,但阿拉伯位于东西方汇之处的优势,却使其可以较容易地取长补短。所以,在“百年翻译运动”之后,阿拉伯的科技迅速发展起来,并形成了其学科全面、体系严密的特点。

 然而,伊斯兰教“正统派”影响极大的“大伊玛目”安萨里(1058~1111)却对“百年翻译运动”及其成果作出了完全否定的评价。他认为,这些来自古希腊、古罗马的知识属于古兰经中所谓“受憎恶的知识”对于信仰的巩固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这样的知识越多,对信仰的损害越大。因此,穆斯林们应当抛弃这些“受憎恶的知识”回到“正统”的道路上来,通过内心诚修来达到接近真主的目的。他对非伊斯兰教知识的这个论断极大的影响了后来的逊尼派穆斯林。

 正是在安萨里的这一思想影响下,西元11世纪以后,阿拉伯世界掀起了一股“回到正统伊斯兰”的,矛头所指正是曾在“百年翻译运动”中作出巨大贡献的伊斯兰理性主义学派。伊斯兰理性主义学者纷纷遭到迫害,著作也被大量焚毁(注1),但现在这一进程才刚刚开始,所以阿拉伯地区仍有相当数量的学术著作留存于世。蔡景芳只是带回了其中的一部分,就已经令赵旉叹为观止。

 在天文学方面,仅以理论而言,阿拉伯人较之中国人并没有太大的优势。事实上,在历史上望远镜发明之前,中国的天文学一直领先于世界(注2),这一点从中国古代精确极高的历法就可以看出。但在应用上,阿拉伯人因为以商业立国的原因,天文学成果很快便被用于航海(注3),并制造出了星盘这种在当时算是非常精确的测量装置,而不像中国古代的天文学那样,只是一味地钻在历法里面。蔡景芳这次带回了阿拉伯天文学家白塔尼等人的著作,大宋的天文学家们应该可以从中取长补短,完善中国的天文学理论体系。

 注1:在这段黑暗的历史中,阿拉伯哲学的创始人肯迪的238篇(部)著作中,阿拉伯文原文大部分失传,今天我们看到的他的著作多为欧洲人保存的拉丁文译本;伊斯兰理性主义的奠基者、“穆斯林哲圣”法拉比的近200种著作绝大部分都只有欧洲人翻译的希伯来文和拉丁文译本传至今,今天我们能看到的阿拉伯文原本只有30种;伊斯兰理性主义的最后一位大师伊本·路西德被判“叛教”著作全部被焚毁(他的思想主要靠其著作的拉丁文译本被欧洲人保存至今),本人也被和其他学者一起放(后经友人斡旋被释放)。可以说,以安萨里为代表的苏菲主义对伊斯兰理性主义的“历史胜利”正是伊斯兰教从开放转向封闭的转折点,也是伊斯兰世界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注2:尽管如此,由于缺乏交流对象的原因,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在不少方面都很薄弱,而且不良传统与错误也常常会持续很长时间。比如食、月食的原因与预测,中国一直没能独立研究出来。不过,士大夫们需要这些怪异天象以钳制皇权,即使真有人研究出来,恐怕也很难得到认同吧?

 注3:其实西方古代天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用途,那就是算命,星盘最初被制作出来也是因为占星术的需要,但一些阿拉伯海商却以敏锐的商业直觉发现了它更有价值的用途,而对古代世界的航海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人发明的罗盘传入西方以后,海上定向的难题也得到了解决,再加上西方造船技术的持续进步,大航海时代很快便随之到来。  m.nIUdUnX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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