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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2010-01-16 20:02:13

 在汉朝,司法谈不上独立,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司法部长(廷尉)于定国跟杨恽的仇人戴长乐是有一腿的。案件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于定国给皇帝刘病已上了一奏书,汇报了基本情况。

 于定国是这样说的:太仆戴长乐告杨恽那两条罪,基本成立,证人已经找到,没想到杨恽不但不服罪,还要扬言杀掉证人。接着,于定国还在结尾总结了两句:杨恽是因为得到皇上的恩宠,才有今天的荣耀,他竟然不懂爱惜,狂妄无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请求皇上批准逮捕!

 刘病已看着于定国这篇报告,久久不能说话。

 刘病已的确很难做人,两个部级高官掐架,两个人都很牛气,一个是多年知已,一个是秉公办事的爆料大王,做为皇帝,站在哪边,都不合宜。真这样的话,那就只好论罪杀了?动不动就起杀气,这不是政治艺术的最高形式。

 政治艺术的最高形式是什么?不是你死我活,行尸遍野,而是你好我好,和气共处。这个道理,刘病已还是懂的。最后,他决定下一道诏书,免去杨恽和戴长乐公职,降为庶人。

 这就叫,各打五十大板。掐架的谁都不好过,谁都还有日子过。这才是刘病已风格的政治艺术最高形式。

 案件走到这个程序,我们总算看出个端倪:告戴长乐状的,多数是杨恽;杨恽口无遮拦,不积口德,犯大不敬,基本也是属实的。

 按以上认知,杨恽不应该喊冤,何不向老爹杨敞学习,暂时行乌缩头法,低调做人,明哲保身。但事实却告诉我们,杨恽如果能学杨敞,他就不是真正的杨恽了。

 真正的杨恽是什么?是司马迁的克隆版本,牢满腹,就必然发之。当然,心里有怨气,发发牢,舒缓心情,何尝不是不可以的。然而,杨恽到死都没明白一个道理:牢可以发,但不是任何牢都能随意发的。

 杨恽被免公职,也没了爵位,但他不差钱,生活高枕无忧。不像当年的司马迁,连个六十万钱都凑不出,落得一世内心都不得平静。杨恽之所以不差钱,一是他家底很厚,二是他的人脉还在。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他另起炉灶做起生意产业,发了不少财。

 对杨恽来说,钱算个啥玩艺,钱和命是一样长的,没啥意思。于是乎,杨恽到处赚钱,更要到处花钱,花钱只图一个事,花天酒地,好不痛快。

 杨恽是有钱,但汉朝最有钱的不是他,而是张安世。当年,张安世官高盖世,富可敌国,可他老人家仍然很低调,舍不得花一个子儿。他那样做是为了啥,是为了保命哪。哪像今天这个杨恽,心里有点不平,口袋里有几串钱,就要到处花还说话,危险着呢。

 有个人一看杨恽如此不谙世故,心里着急,给他来一封信。信的内容大约意思就是说,叫杨恽做人要低调,低调,现低调,最好装个可怜相,只要皇帝看了有怜悯之意,说不定哪天还会东山再起的。

 给杨恽写信的人,名唤孙会宗,时为安定郡太守。人家的确也是一翻好意,哪知杨恽看了,先是昂天长笑,接着只见他傲气一起,大笔一挥,给对方回了一封长长的信。杨恽写的这封信很出名,史曰《报孙会宗书》。

 杨恽这封书,完全是模仿外公司马迁那封著名的《报任安书》写的。当年,任安给司马迁好意来信,劝司马迁能推贤进士。那时,司马迁还顾不得自己,哪顾得了贤士,于是着信一直没回。后来,任安因太子造反一案下狱,司马迁悲从中起,挥毫而就,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报任安书》。

 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大师顶天立地,充满了无限的战斗精神,他从替李陵辩护而被受宫刑说起,猛批刘彻寡恩无情,尽心中凡有不平之气。凡是经典文章,必有经典词句。在生与死面前,司马迁在文中振臂高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用之所趋异也!千年以后,**此用以上一言,高度赞扬了张思德同志,那话经**一传,天下皆知,红遍大江南北。

 不得不说一句,如果不是杨恽,司马迁大师的《史记》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汉朝人才能一睹为快。情况是这样的,司马迁死后,他的《史记》及书信都被藏在女儿司马英家里,于是外孙杨恽有机会成为《史记》等作品的第一阅读者。杨恽每每读之,总要扼腕叹息,于是有一天,他向刘病已上书,要求公开发行《史记》。很幸运的是,刘病已批准了,于是雪藏民了二十多年的大书,终于重见天光。

 从文风来看,杨恽《报孙会宗书》继承了司马迁《报任安书》那种慷慨昂的战斗精神。但是,杨恽还没来得及把信寄出时,他就出事了。

 杨恽并不知道,当他到处花钱买醉,纵酒作乐,发郁闷时,有一双眼睛正在远远死钉着他。不对,是无数双眼睛正在死死要钉着他。那些门的眼睛,来自长安。

 当初,杨恽扬眉吐气的时候,手持大刀,捅过多少人,爆过多少料,估计连杨恽本人也记不清楚了。所谓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这个是有着光荣的传统的。所以,杨恽的政敌空前团结,决定要在杨恽落井之际,一起搬起石头狠狠往井下砸。

 看来,孙会宗给杨恽来的那信,不是闲来无事的,他肯定是嗅到了不祥之气。果然不久,杨恽就被告了上去,说他骄奢无度,不知悔过。这个还不算啥的,人家还给他安了一条,天上出现了食,肯定是因为杨恽才有的。

 食跟杨恽有什么关系 ,稍有点常识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古人不一样,凡是天上出现不祥之象,总有跟地上的某人某事扯到一起,于是不幸的,杨恽就被扯上去了。

 很快的,就有人来杨恽家搜家。结果一搜,就搜出那篇不怎么著名的《报孙会宗书》。搜家的人,简直如获至宝,马上把它送给皇帝。刘病已一读,气得不拍案而起骂道:娘的,杨恽简直就是找死。

 如果你是刘病已,你也会火跳三丈。司马迁借《报任安书》骂的是刘彻,杨恽借《报孙会宗书》大骂的是刘病已。杨恽骂人水平一点也不比司马迁差,他还引用古诗,把刘病已骂绝了。

 此诗如下: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这是啥意思?大约意思就是,我在南山上有一块山,整天辛苦劳作,但是满田的荆棘野草,多得无法清除。于是乎,种下一顷地的豆子,只收一片无用的豆颈。哎,人生还是及时行乐吧,等享富贵,谁知还要等到啥时侯呢。

 这不是种田的诗吗?怎么扯上是骂人的话来了。如果这样想的话,那中国就没有文字狱了。中国古代文人客,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是为文而文,为诗而诗,写文也好,作诗也罢,都是有意图有目的的。那就是不平则鸣,不骂不

 但是他们是读书人,不是街头泼妇,不能一出口就脏字满天飞。读书人骂人,往往都是指桑骂槐,指东骂西,此种骂法,文学称之为借物抒情,寓情于物。

 据张晏汉书注曰:山高在,人君之象也。芜秽不治,朝廷荒也。一顷百亩,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己见放弃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谄谀也。

 看出来了没有,杨恽借这诗,其实就是骂刘病已昏庸无能,才至于像他这样贞直的人零落于野,喊冤无门。事实上,这诗还不是最毒的,最要命的是,杨恽在信尾还说了一句,道不同,不相为谋,活着替皇帝出力卖命,根本不值。

 刘病已已经忍无可忍了。以前不杀,是觉得你杨恽毕竟做过不少工作,爆了不少有价值的料,现在不行了,你都觉得废了你侯爵是冤枉你了,既然咱俩道不同不相不谋了,那还留啥脸面呢。

 一想到这,刘病已心中不由涌起一股恶气。

 这时,廷尉于定国出面了。他经过查证,杨恽大逆不道,罪该斩。接着,于定国把判决书递交给皇帝,刘病已看都不看,批复同意斩杨恽。

 一颗滚汤的头颅,就此落地,化为游天之冤鬼。  M.NiUDuN x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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