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大三学生，来自湖南南部的农村。和千千万万的农村子弟一样，深知农村生活的艰辛，农民收入得来的不易。所以，自从小时候，我就对那些在村里收费收税的“官老爷”有种恐惧与排斥甚至厌恶感。
记忆中我上高中时，每当快过年时，我都不怎么想回家，因为一到年尾，村里的
支书、村长、会计等就陪同镇里的领导干部挨家挨户地收取教育附加费、屠宰税、农业特产税等一些门类的税以及费。那时，我常常站在家门口，只要一看到那队人从我家门前的小路上过来，我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我多么希望能拖住他们的双脚不进我的家门啊。但是，那种祈求是没有用的。父亲一般到了收费的时候还在外面忙活，母亲面对那些干部，又是替烟，又是倒茶，还要摆出不是很好但在我家是最好的糖果。他们根本不屑一顾，话不及三句，就谈钱了，总之是一定要
，母亲只好陪笑，或是很无奈地说：“你看我家这俩孩子，大的在市里上高中了，开销也不小，这钱缓到明年吧！”村长马上答道：“要是全村人都像你家这样拖下去，那我们村干部还吃饭不吃饭啊？”尽管母亲一再表示没有钱，他们还是没有走开，最终，采取了农村中通行的办法——把我家的电视机搬到村委会，够了钱再去领。当电视机被搬出门的那一刻，我的眼眶中噙满了泪水，而母亲更是辛酸地倚在大门口。我清楚地记得，这年过年我是没在自家看过电视的。到2005年暑假回家时，我帮舅舅家去搞双抢。他兴奋地告诉我，现在教育附加费早给取消了，连农业税也给免了，政府还发补贴，种田，还是有甜头的。当他拿着存折从镇上的农村信用合作社领到属于他那四亩地的百来块钱时，这位五十几岁的种了一辈子的田的农民，脸上
出了难得的笑容。这两年“三农”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今年，国家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看来，农民的日子是越来越有盼头了。
现在又到了快放寒假的时候了，我早早地买好了火车票，真真切切地想回家，至少今年不会再遭受像以前那样有人“
债”的恐慌了。现在，不再害怕回家过年。
［刊载于2006年3月2
《南方周末》］
ｍ.ｎＩｕｄＵｎXｓ.ｃ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