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很小资的，把写作比作轰轰烈烈的恋爱，把文字比作矢志不渝的恋人：忧伤的时候，他静静地听我倾诉，悄悄的吻去泪痕，把微笑贴上我的脸；快乐的时候，他牵我的手，到野外去听最美的生灵唱最美的歌；当我的忧伤和快乐都死了，当我的
体由苍白转向虚无的时候，他拥着我曾经飞扬过的思想——尽管不一定有分量，不一定打动得了别人——毫不犹豫的在我身边躺下，就像艾米莉·狄金森在《为美而死》中写的那样…诸如此类的描绘曾一度让我对自己着了
，一切都是理想化的，我爱文字，文字爱我，于是执著的相信这一场爱情可以天长地久，细水常
，于是毫不收敛的开始泛滥的抒情，一壶酒、一盏灯、一道茶，任何一点小情调的东西，都能用长长的段落反复描摹。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读的深入，我渐渐发现，自己以往的写作姿态实在过于轻薄和自负了，如同一个俗
的女子揽镜自照，风情万种容易，深入人心却显得何其艰难。其实，我在一开始就误入了歧途，文字能成为恋人吗？我可以像对待恋人一般，对着文字撒娇，使小
，无理取闹或者
首弄姿吗？——答案是不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应该去谈一场真正的恋爱，避免在文字面前孤芳自赏。而那些所谓的美女作家就更应该赶快开始一场实实在在的恋爱，空虚寂寞和虚荣本没有错太远，只是她们自欺欺人的把文字放到两腿之间把玩，错得太离谱。想起鲁迅，想起萧红，想起《野草》《坟》和《生死场》，想起那些写作者的呼唤与呐喊，想起他们在文字里绽裂的伤口和生命…这样的镜子面前，我无地自容。我看到了自己抒情与滥情的背后，无法掩饰的不敢直面现实的怯懦和无从把握未来的惶恐。一直以来，我的世界安定而平静，苦难对于我，仿佛夜空里的繁星，
浅的生活体验直接导致了视野的局限。曾经的我就像一朵温室里的花，未经风雨，看不到这世上有多少人，正拖着千斤重的脚，走过水深火热，断崖鸿沟，却开始数着自己细小的不幸，抱怨“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为赋新辞强说愁。文字当然可以愁，可以抒情，可以轻松惬意、娱乐休闲，可是，生命中有不能承受之轻，也有不能承受之重，那些沉重的东西，更需要有人勇敢的背负和承担。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轻松亦或沉重，直面亦或回避，也许只是一次选择，只在一念之差，可是如果一个民族五年，十年，几十年中的文学艺术都被一些小巧玲珑，拿在手上把玩的东西充斥，没有坚强的骨架和温厚的血
，就太悲哀了。纵使平凡，我也没有勇气继续留恋与文字恋爱的轻松时光。网络的浮躁是一种阻隔，任何人，善文字的，不善文字的，任何时刻，充实的，空虚的，任何情绪，
进的，颓败的，都可以立刻宣
于文字，轻点鼠标，就送到众人面前。伤害文字的好处更是唾手可得，煽清与惹火的描写让轻薄的写手轻易的出了名，于是我们的眼睛惑了，再也没有力气仔细分辨金子与沙子的光芒究竟有何不同了。但是，我想说，
合时代不是放下尊严的理由，而文字是有尊严的！人生苦短，不多的时间应该用来关注最重要的问题，回到写作上，就是放弃那些低俗的感受，颓废的经验，做作的文风，从而坚持对人类普遍的人、心灵、正义、爱、由苦难而至的绝望，匮乏，拯救等永恒命题的思索。（谢有顺《我们并不孤单》后记）纵使暂时无力通过文字接受灵魂的拷问，我也可以要求自己的写作保持严肃和谨慎，它不能让我失，而要让我冷静下来，展开新的思考方向。否则，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应该被无情的抹去。反省自己以往的写作姿态，想起一些不该忘却的榜样，他们的成就领域各不相同，却有着共通的理想。王小波把“我为什么要写作”的回答归纳成四点：我觉得我有这个才能，我要享受思维的乐趣，进行诗意的创造，独白也是为了交流。顾准拆下肋骨当火把，他说，一个人，用全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
，应该铭刻在脑袋中，溶化在血
里。而强者傅雷，更用电光火石般的宣言击中我的灵魂，他在《〈巨人三传〉译者序》里这样写道：“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自私的民族！…”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练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
那么，我为什么要写作呢。我再也不会重复把心摊开在文字里，等一个懂我的人来读这样小资情调的表达了。如果曾经我把写作当成骄傲的资本，当作自我麻醉的毒药，那么从今以后，我的写作只为记录思考的痕迹，我对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负责，没有切实证据和充分理由，决不轻易落笔。正如王尔德在《狱中记》中描述的：一个对革新中的艺术形式或发展中的思想情绪，对拉丁诗的华丽或元音化了的希腊语的丰富音乐
，对托斯卡纳的雕刻或伊丽莎白时代的歌曲一无所知的人，仍然可能充满着最甜蜜的智慧。真正的无知，是不了解自己和不敢面对自己。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要写作，但是明确了写作的姿态和立场，最大的难题已经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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